1947年“7月分兵”后，华东野战军南麻临朐两战两败，粟裕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深刻检讨，谭震林批评粟裕：“目光短浅，缺乏远见，战略上只看出去一步两步，我们现在不得不对你进行帮助……”
在此之前，心情万分沉重的粟裕已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发去了检讨电报——
中央军委并华东局：
自五月下旬以来，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，而南麻临朐等役皆未打好，且遭巨大之消耗，影响战局甚大。言念及此，五内如焚。此外，除战略指导及其它原因我应负责外，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，我应负全责。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。
粟
八月四日午时
1947年8月4年，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去检讨电报的第二天，8月5日，谭震林代表华东局草拟了一份对粟裕的批评稿，并呈送陈毅审阅，陈毅看完批评稿，对谭震林说道：“很好，这将对粟很有帮助！”
于是，谭震林派人原文誊抄一份，转交粟裕。
华东局扩大会议上，华东局常委、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首先发言：
“……粟裕同志战略上的误判，使得几仗过后让整个华东局势愈发严峻，这是单纯军事冒险主义带来的恶果。这种亏，我们在红军时期就吃过。这种当，李德、博古没让我们少上。
历史上，这样的教训还少吗？
粟裕同志缺乏大局意识，目光短浅，缺乏远见，急于打大仗，打大胜仗，往往在战略上只看出去一步两步，轻敌躁进，盲目乐观，我们现在不得不对你进行帮助！”
谭震林讲完，华东局副书记、华东局常委、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说道：
“……南麻打敌11师，5天5夜只消灭了一个团。临朐5天5夜只消灭两个营。打费县又只消灭一个旅，打泰安让敌人逃跑了。7月打了8仗，输了5仗！”
会议前半程的两个小时里，除了张云逸和张鼎丞，其他与会同志都一一发言，部分人对粟裕提出了批评，有实事求是，态度客观中肯的。
也有洋洋洒洒，罔顾事实上纲上线的，称此8战5败为华东野战军带来“奇耻大辱，反攻反攻丢掉山东！”
粟裕虚心听取批评，会议将要结束时再次作出检讨——
“……接连的失利，我必须负完全之责任。同志们的意见，我全部接受。
自我军退出鲁中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，残酷搜捕，屠杀地方干部，制造白色恐怖，使得地方政权遭受严重损失，也在思想上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，非常让我痛心，教训深刻！
在此，我再次请求组织对我给予必要的处分！”
就在粟裕再次请求处分时，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鼎丞说道：
“仗没有打好，几仗下来减员5万，这是事实。但7月分兵是否太仓促了一些，如果我们避开7、8月份的雨季，准备再充分一些，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？
既然7月分兵是中央决定的，是华东局常委会上通过的，是组织决议形成的，那么，集体班子是否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呢？
粟裕同志的检讨，我认为很好。但板子不能光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！”
张鼎丞刚说完，华东局常委、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云逸接着补充道：
“仗打输了，指挥员是有责任。但我没有见过东北局，中原局，还有晋察冀，因为仗打输了，就去处分林彪、刘伯承、聂荣臻……”
当日，华东局扩大会议上，由于张鼎丞、张云逸等同志的不同意见，会议未能形成决议。会后，由华东局副书记陈毅代表华东局，将会议记录原文发送中央，请求中央定夺。
很快，中央复电了，主席在电文中写道——
华东局并转粟裕同志：
“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，整个形势仍是好的。请安心工作，鼓励士气，以利再战！”
看完主席的复电后，陈毅当日即原文转发给粟裕，并另附一份电文：
“最近几仗，事前我也无预见。事中亦无匡救，事后应共同负责，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！”
至此，自7月分兵作战失利后，笼罩在粟裕将军心头的阴霾终于一扫而去。
9个月后，粟裕将军精心谋划，悉心部署的豫东战役取得大胜。华东野战军连续作战20天，攻克开封、歼灭区寿年、打残黄百韬、重创邱清泉，一仗歼敌94000余人。
主席对豫东战役评价道：
“解放战争好像爬山，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，最吃力的爬坡阶段，已经过去了”。
豫东大捷为华东战场迎来了转折，更为5个月后淮海战役的胜利，埋下了伏笔！
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，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诞生。紧接着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央决定抽调4个军以及炮兵部队、空军部队共计25万人组建东北边防军，主席在会上亲点粟裕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。
由政治局、政务院、军委联合召开的这次国防会议开了四天，于7月13日结束。会上，主席批准了由军委拟定的《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》，并亲自点将：
1、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；
2、任命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；
3、任命肖华为东北边防军副政治委员；
受命于危难之际，粟裕义不容辞，但会议结束后，粟裕单独留下来与主席进行了一番长达2小时的汇报……
原来，1930年2月在赣南苏区与国军唐云山部独立15旅的战斗中，一发迫击炮弹在粟裕近旁爆炸，头部受重创的粟裕栽倒在血泊中，昏迷了足足两天。
虽经抢救总算保全了性命，却从此落下了头痛症的顽疾，久治不愈，且越演越烈。尤其近段时间，一旦发作便头痛欲裂，甚至不能转头环视，就连吃饭，桌子上的菜都必须摆成一条直线。
粟裕深恐因个人身体原因，影响到整个战略布局，甚至影响到未来战争的胜负。
主席宽慰粟裕：
“边防军的前期筹备工作，你可以交由二肖负责嘛，后期是否参战，还要再看局势的发展。具体工作你先不用参与，你当前的任务就是好好养病，赶紧好起来！”
7月14日，粟裕飞赴青岛养病。在青岛期间，粟裕把华东军区司令部的参谋、通信等等班底全部带在身边，足足有二三十人，还带了一部大功率电台。
粟裕打算一边养病，一边统筹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工作。
遗憾的是，粟裕在青岛休养过程中，病情却愈发严重起来。
罗瑞卿受主席委托赶赴青岛探视粟裕，回京向主席汇报时讲道：
“……病情已发展到止痛药全部无效，每次头痛发作时，医生需靠注射吗啡才能缓解。”
万般无奈，主席只能临阵换将，并立即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军委秘书长杨尚昆，要他抓紧时间安排粟裕去苏联进行治疗。
在苏联治疗了一段时间后，头痛顽疾也不见好转，就这样一直伴随着粟裕将军几十年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1958年，曾经“风光无限好”的粟裕，被一撸到底，真正变成了“岁月有余闲……”
粟裕被免去了国防部副部长、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，唯一的“工作”就是接受批斗。
粟裕将军的“罪名”主要有两条：
1、反对反教条主义；
2、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；
这两条“罪名”使得粟裕被大会批、小会斗。调子越定越高，帽子越扣越大，粟裕将军不停地写检查作检讨，苦不堪言……
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，参会的高级将领达1400多人，成员包括军委常委、军委委员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种、兵种、军区领导人，各学院、军和省军区党委书记，部分师级干部。
会议期间对粟裕不公正的批判，终于引起了原三野系统的部分将领不满，不少人以沉默不语，一言不发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忿。
三野系统主要的几位将领在会上都不发言，于是，大会就找来一大堆较有资历、较有地位的更高级别的将领，让他们一对一地去和三野的这些将领们谈话，要求三野诸将必须与粟裕划清界限、分清是非。
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：
“那时批判粟裕，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，还批评我们，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，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，粟裕二让司令，什么个人主义、野心家？这根本不符合事实。”
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：
“那次会议，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，我就不同意，我找军委负责同志谈过，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，我就不发言了吧？
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，我没办法，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，是有些骄傲的，总参的工作千头万绪，他这个总长不好当。总算是表了个态，但首长还是不满意，说我软弱，还在会上点了我的名……”
事实上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，除原三野系统的将领外，其他野战军系统的，如黄克诚、萧劲光、陈赓等都仗义执言，诉说粟裕在战争年代的功劳。
这样一来，会议就卡壳了，批不下去了，于是决定休会一天，再次对三野诸将做思想工作。
这次主要是针对粟裕的嫡系老部下叶飞、王必成、陶勇等数人。
叶飞是第一个被找来谈话的，这次谈话，甚至搬出了当年“南阳事件”中粟裕打过叶飞一枪的旧账，用来说服叶飞。但无论怎样劝说，叶飞是死活不开口，神仙难下手。
陶勇是第二个谈话对象，陶勇说道：
“首长，您是知道的，我家境贫寒，八代祖宗不识字。我自己呢，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。这样吧，就请您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，我来念吧！”
首长满意地离去。
王必成是第三个谈话对象，王必成当场表态：“明天复会，我一定发言。”
次日，军委扩大会议复会，继续批斗粟裕。
陶勇果然率先发言，发言前陶勇郑重其事的申明：
“我文化低，识字不多，这篇稿子是首长的秘书帮我写的。但这里笔画多的字实在太多了，我怕念不好，念错的地方，还得麻烦首长秘书帮我补充。”
这番话一说出来，全场哑然，台上陶勇的发言自然就被叫停了。
王必成讲话不拿讲稿，即兴“揭发”粟裕：
“我，王必成，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。粟裕的大阴谋，有两点我体会深刻，那就是“大”和“谋”。
早在1948年9月，济南战役还未结束，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，一仗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。
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，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，提前两年解放全国。这个“谋”有多“大”，我是小人物，不敢评论，也没资格评论，但是主席他老人家是最清楚的！
“大”和“谋”我讲完了，至于粟裕“阴”的一面，我没有发现，更没有体会，请知情者揭发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来受教育！”
王必成此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主席台上的一众老帅都暗自钦佩王必成的仗义执言。
贺龙元帅更是敬佩王必成这种肝胆相照的侠骨仁心，他丝毫不隐讳自己对王必成的赞赏，当着台上众多老帅连声说道：
“王必成可信、可交，可深信、可深交！”
栗裕将军自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错误地扣上“反对反教条主义、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”等等大帽子，被免去职务以后，很长时期内一直都是以种种副职闲职的名义高高挂起，由此慢慢淡出了军界。
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，粟裕将军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，享年77岁。
2月15日，粟裕将军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，粟裕将军的长子粟戎生在装殓父亲骨灰时，在头颅位置意外地发现了3粒黄豆大小的金属片。
这3粒金属片，后来经专家仔细辨识，确认是炮弹碎片，这就是1930年在赣南苏区的那次战斗中，让粟裕头部遭受重创的那发迫击炮弹的碎片。
这3粒弹片，正是粟裕将军久治不愈的病根所在，整整跟随了将军五十四年，也折磨了将军五十四年！
粟将军去世前嘱咐家人，把自己的骨灰撒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不进八宝山。
家人遵其遗言，将其骨灰撒在了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南方八省！
1994年12月25日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、张震，联合发表了题为《追忆粟裕同志》的文章，文章特别明确指出：
“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，并因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这是历史上的失误。”
这篇文章的发出，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同志正式公开平反，粟裕大将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。
2003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，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，亲自将3粒弹片的其中一粒，赠送给了院史馆。
赠送仪式上，楚青对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张定发中将说道：“把这粒弹片交给军事科学院，是它最好的归宿！”
本文资料引自：
1、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，2010年版。
2、历史期刊《学海》199604期——论华东战场7月分兵的得失。
3、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1988年版。
4、吴欣峰著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》，刊载于《党史纵横》2008年04期。